公元前1076年，帝乙去世，第二年，其子帝辛（即商纣王）继位，商纣王继位后，给了周文王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帝辛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，凭什么驾驭商王国?商的内部就要崩裂了，而周的机会就要到了。经过之前多年的准备，商的很多方国已臣服于周顺发配资，此时出兵为季历报仇必会成功。但帝辛并不像文王想的那么简单，对外，他率军讨伐东夷，重创东夷后，东边危机得到缓和；对内，他即位之初就采取怀柔政策缓和内部矛盾，对箕子、比干和微子委以重任，暂时满足他们的利益。
接下来的历史记载就很矛盾了。按照通常的说法是“文王拘美里”，后贿赂费仲等得以放回。但武王讨伐商的誓师词《泰誓》中却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予克纣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;纣克予，非朕文考有罪，惟予小子无良。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：“我要是战胜纣，不是我的本事，而是我父亲文王无罪;纣王战胜我，并非我父亲有罪，而是我无能。”并且在战车上供奉文王木主，自称太子发，出兵伐商。这很奇怪，伐纣为什么要提文王，如果要刻意强调国仇家恨，只要提及他的爷爷季历即可。何必以文王的名义兴师?
展开剩余89%这个答案没有正解，但有一条隐晦的线索。1977年，考古专家在陕西岐山周原考古时，发现了一块甲骨，上面的话翻译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：王祭祀大甲，册周方伯，先王保佑当年风调雨顺。这行看似平淡无奇的卜辞里却隐含了一个大秘密：“册”字。"册“字在甲骨文中应该写作上册下口，意思很特殊，是将祭祀用的牺牲(人或动物)杀死，将胸部剖开后摆好。“册周伯”恐怕不是好词，虽然这块甲骨在周原出土，但绝不可能是周人的杰作，恐怕是灭商后带回来的。因此，这块甲骨记载的极有可能就是周文王死亡真相。当时，帝辛击败东夷后也许很快就回师向周，周文王和长子伯邑考率军迎敌，但战败被囚禁在麦里，随后成为祭品，被纣王杀死后供奉给大甲保佑商国泰民安……
文王死后，武王姬发继位。但为了鼓舞士气，姬发表示自己不是周王，而是周太子姬发，他继续使用文王的年号，誓要继承父亲遗志，为父祖报仇。此时，商周的恩怨已变成政治问题。
史书中商纣王最大的罪名一是诛杀大臣，二是宠信妲己。后世的史书对诛杀大臣着墨甚多，对宠信妲己几乎没有文字记载，但妲己却成为武王灭商后的第一个牺牲品，被武王斩首示众。这两件看起来似乎是商纣德行有亏的大事件，实际上却隐藏着商朝末期的两大危机，正是这两大危机导致了商王朝灭亡。
首先就是商王权和神权的矛盾激化顺发配资，商王和宗教势力的斗争持续了近百年
。到商纣时期，这种斗争终于从暗流变为惊涛骇浪。根据各种资料判断，商纣时期，神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微子、箕子和比干。这种兄弟管宗教、自己当君主的例子在世界各地都有，比如建立辽朝的耶律阿保机和其兄弟耶律苏就各有分工，一个是部落领袖，一个管理宗教祭祀。一般而言，宗教领袖的职权范围不仅仅是宗教事务，还要插手行政，相当于丞相。这种分工在部落往往能发挥极佳的功效，宗教作为信仰的力量，维系各部落，充当执政之基;君主发动战争，均分战利品；二者相互协调，互为表里。
但此时，商王朝的执政之基已不再是宗教。根据目前的甲骨文献可知，商朝祭祀最多的是武丁时期，到了武乙以及商纣时期祭祀次数减少，祭品数量下降，祭司们的地位也下降了，但祭司长依然由商王室成员担任。这就导致祭祀首领既是商王的近亲，也是商王在国内的政治敌人。只要商纣执政失误,祭司们就指责纣王。商纣对祭司也毫不手软：外放箕子、杀比干、架空微子，对商朝贵族进行严厉打击。对统治神国的祭司们而言，这是致命的，于是，他们将目光转向了西方的强力邦国一一周。
周王室和商王室之间通过联姻建立了亲戚关系，因为这层关系，周虽然是商的敌人，但也不是外人。很多宗教贵族觉得，身在殷都的纣王远不如在岐山的周太子姬发可爱，如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，他们也可以通过周的军事实力来达成自己的野心，周必然会赞成部分商贵族投向自己阵营。
其次，东夷对商的威胁加剧
。据考证，商人属于东夷的远支，与东夷信仰同样的图腾——玄鸟。在商汤灭夏的战争中，东夷是商的盟军。东夷是个巨大的集团，历史上称为九夷。其实东夷各部联系松散，山头林立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武乙衰敝，东夷浸盛，遂分迁淮、岱，渐居中土。”'假使这条史料可信，在武乙末期，东夷就有部分部落打破了与商的联盟关系，开始与商对立。周的出现加剧了东夷和商之间的冲突。
文王统治时期，周就与东夷有接触，文王身边的姜尚一直作为使者在东夷做官，使东夷与周东西呼应，一同对商作战。《左传》曾这样描述道：“商纣为黎之蒐，东夷叛之。”“为黎之蒐”(在黎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场田猎)有一种解读是，商纣在黎发动了一场战争，东夷便发生了叛乱。而对于黎，有人认为是今河北境内的一个地名，可能是商和周在此发生会战后，东夷便对商开战。在商纣和文王在黎爆发决战时，东夷乘机起兵，这可能是周夷的战略协同。文王兵败被杀后顺发配资，东夷也一直坚持对商作战，这种持续作战牵制了商纣的大量兵力。
商纣王武功卓绝，此后出兵南击淮夷，大破淮夷集团。有的史书记载，在此役，商纣王击破有苏氏部落，俘获有苏氏部落酋长之女，这个女孩应该就是苏妲己的原型。如果这条记载正确，那么纣王娶妲己绝不是简单的贪慕美色而已，应该是想通过联姻笼络有苏氏部落。此大捷后，商纣心情大好，回师途中田猎，用射杀的鹿祭祀先祖，记录了商纣征讨东夷的胜利。商纣征讨东夷虽然胜利了，但商军离开后，东夷残存势力往往再次叛乱。同时，因为东夷更接近商王朝的腹心之地——位于今山东、安徽一带，东夷集团叛乱对商的威胁远远比周对商的威胁大，商不得不连年征讨东夷。于是，东夷与商王朝的战争，成为商王朝后期最严重的危机之一。
本就复杂的商周战争由此变得扑朔迷离。纣王不仅要考虑周的军事实力，还要应对东夷，商周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商因持续对外战争，国力受到极大削弱。这些矛盾的背后，是商帝国六百年来王权和宗教权力矛盾的积累。诚然，宗教是一种羁绊，但如果没有宗教，商又靠什么来聚集人心?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，一般的灾害已经可以通过平时的储备来克服，人们对商王和神的崇敬之心便减少了。宗教和王权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离心力。在那个年代，信仰和权威崩塌就意味着社会崩溃。破除宗教势力、走向王权道路是每个文明必经的历程，这个过程艰辛且伴随着巨大的破坏，此时的商便走到了这个路口。悲哀的是，积重难返的商无论如何也跨不过。
提到武王即位，就不能不提著名的孟津观兵，武王与八百诸侯云集于孟津
。数天后，武王认为伐商机会不成熟，率军返回周国。孟津观兵因何而起?真的有八百诸侯前来会盟吗?武王为何要撤兵?
与乱麻一团的纣王相比，周武王未必闲庭信步，他不使用自己的纪年而沿用文王的纪年，是为了借其父的声望威慑那些游移在商周之间的小国。其次,他的兄弟也不见得是善类，只是年纪还小，无法与其相争而已。这种背景下，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匆忙进攻商，而是确定周边国家依旧臣服于周。否则，率军进攻商可能使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
因此，周武王联盟各个臣服于周的小国。他率军进攻商的孟津，并在那里会盟各路诸侯，体现周的权威地位，取得战略基地。史载有八百位诸侯前来会盟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,但八支方国的军队会合是有可能的——庸、庐、彭、濮、蜀、羌、微、髳等方国军队。当时，武王发现纣王已有所警觉，可能已调动兵力准备与周一战，与周联盟的军队在孟津驻扎了一段时间。期间,他们进行了一次渡河演习。《史记?周本纪》记载：“为文王木主，载以车，中军。武王自称太子发，言奉文王以伐……遂兴师。师尚父号曰：'总尔众庶,与尔舟楫，后至者斩。'武王渡河，中流，白鱼跃入王舟中，武王俯取以祭。"从中可以看出，武王很重视文王的名分，将文王的排位供在车中。
其次，这次演习也证明周武王对诸侯的控制力比较强，能号令诸侯们渡河且要求“后至者斩”。既然控制诸侯的目标已经实现，那么就没必要进行战争了。姬发随后借“口天象不利于周”，率主力回了岐山。《史记?周本纪》记载：“既渡，有火自上覆于下，至于王屋，流为鸟，其色赤，其声魄云。是时，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。诸侯皆曰：'纣可伐矣。’武王曰：’女未知天命，未可脣也。'乃还师归。”
班大为教授将之解释为木星并未向象征周的鹑火星区(巨蟹座和狮子座之间，明朝后以狮子座代替)移动，而是向反方向移动，离鹑火星区越来越远。《星经》是这样解释这种征兆的：“岁星逆行其国不可兴兵，星顺兵宜进，星逆兵宜退。”就是说，如果木星向象征周的鹑火星区移动，则可以发兵，反之则应该退兵。因此，武王放弃了进攻商的打算，率主力回到岐山，等待时机进攻商都朝歌。
孟津是黄河的重要渡口，距商的都城只有120公里，堪称商的重要屏障，一旦失去孟津，周的军队就可自由出入黄河天险，随时杀入商的腹地。纣王却觉得周的兵力弱，不重视此事。商在武丁时期就有王师万人的记载，且经常出兵征伐四方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四夷咸服。而周到目前为止只对抗过商的手下败将戎国，攻克商的属国崇国国都历时月余，用了各种手段。双方的实力不在一个等级上。并且，商纣不久前才击败文王的军队，对击败来犯的武王这件事当然信心满满，但进攻孟津反倒得不偿失。于是他专心进攻东夷，孟津渡口的问题就这样拖了下来。
孟津渡口掌握在周手中后，周武王开始静候时机，同时征调兵力恢复军事实力。姜尚此刻已从东夷回来，带来了东夷举兵的消息。此前，东和周的协同出现差错，不仅没有灭商反而使周遭到重挫(文王军队被灭)。现在，周最需要的就是商的军事情报，具体来说就是纣王何时、以何种模出兵讨东夷。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，显然只有位高权重的“大人物”才能得到。
孟津会盟后的第三年，武王收到了一位大人物传来的消息，商的大军向东南攻击东夷。这里，我们不得不猜测一下这个大人物的身份。《史记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太师疵、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。”这位殷太师携带祭祀乐器投奔周，周随后不久就出兵攻商。有人认为太师指的是文仲，这个不好说。但能确定的是，这太师一定是分管祭祀的官员，奔周时带去的也绝不只是鼓乐编钟之类的乐器，而应该是商朝祭祀礼仪的完整器具，甚至还有商大军南下、殷都空虚的消息。他的叛逃到底是自己的决定，还是微子的挑唆，目前不得而知。但巧合的是，周武王灭商后，赶走了箕子，任命微子统率商的遗民。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关联就不得而知了，但这个巧合多少让人觉得微妙。
对周而言，拥有商的祭祀礼仪用具就意味可以继承商的正统。与商朝使用同一套宗教系统，意味着周接受了商的文化，可谓同文。此时的周如果出兵灭商就不再是犯上作乱，而是讨伐暴君了。武王深知这样的机会不可失去，于是急忙调兵遣将，凑了三千四百人和三百辆车。武王伐商的计划太过危险和冒进，周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。据记载，武王出征前，一位叫鱼辛的官员曾说:“岁在北方不北征。”但武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。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(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，另一说是公元前1043年)，武王率军出发，同时,他也向各个盟国发出命令，要求大家再次在孟津会师，准备进攻商。就这样，一场商周大决战，牧野之战就要爆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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